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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夏天，顧城坐上那趟從上海開往北京的硬座火車，遇到了謝燁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他們的座位緊挨著。

到了南京站，有人占了謝燁的座位，她沒有講話，順勢站到了顧城的旁邊。謝燁脖子后面的頭發(fā)隨風飄動，這讓他感到緊張、羞澀。

顧城拿出筆開始畫畫，畫了對面的老人和孩子、一對夫婦、坐在他對面的化工廠青年，唯獨沒有畫謝燁。他覺得這個女孩過于耀眼，使他的目光無法平靜停留。

顧城畫了一路的速寫，謝燁就看了一路。在謝燁要下車時，顧城塞給她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他在北京的住址。

在火車上，陌生男女互留地址是常常發(fā)生的事情，可是很少有人會真的去尋找。

但是，謝燁去找顧城了。

她的命運，因此發(fā)生巨變。

這個女子不放過偶然性，之后進入人生的必然。

后來在新西蘭的激流島上，顧城與謝燁的結(jié)局，發(fā)生在那個不平靜的秋天。

前段時間，一位在新西蘭生活的華人，無意間發(fā)現(xiàn)在自己的上司，是顧城的兒子木耳。

他完全不會中文，會寫代碼，不寫詩、也不讀詩，從不提及自己的父母。

母親謝燁曾在生前，為兒子寫過一首詩。

“有一天，我要帶你回家，給你嘗一百歲外婆做的白酒瓜丁，帶你看燈影濕潤的江南水鄉(xiāng)，看捉蟹的小燈在湖面閃爍，劃一只小船……”

這天，沒有到來。

顧城曾在自己遺書中的結(jié)尾，寫道：“木耳，愿你別太像我。”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顧城與北島、舒婷、江河、楊煉并稱為五大朦朧派詩人。在圈內(nèi)人看來，其中年齡最小的顧城，是最有天賦的，8歲就能寫詩。

1956年9月，顧城出生在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父親顧工是軍旅記者，之后加入中國作家協(xié)會，成為紀實文學小說家、詩人。

也許是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，顧城從小愛讀文學作品，但是性格孤僻。

小時候的顧城（中間男孩）與父母、姐姐顧鄉(xiāng)

上幼兒園時，別的小孩都成群結(jié)隊一起玩耍，只有顧城一個人蹲在樹邊看螞蟻搬家，從不參加任何集體活動，他不喜歡和很多人圍在一起的感覺。

他喜歡一個人呆在房間，隔著床對著墻講故事。他尊敬書，手洗干凈時候才去翻，從不把書掀到180度。

顧城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一門科學——昆蟲分類學，野蜂、各種圖案的瓢蟲、法布爾的論述……很符合童年時期他的志趣。

他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，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。

小時候的顧城與父親、姐姐

1969年，文革來了，顧城與姐姐顧鄉(xiāng)跟隨父母被下放到山東農(nóng)村的部隊農(nóng)場。

顧城輟學了，由父親進行文化知識的教導，因此失去了集體生活的顧城，也徹底喪失了與外界溝通的方式，沒有了社會屬性。

他喜歡這樣獨來獨往的童年，不用與人打交道，這就像是在異鄉(xiāng)搭建的一個城堡。

在山東的火道村，顧城養(yǎng)豬、放羊、看天、過著辛苦的勞作生活，和他原本想象的田園生活大相徑庭，出現(xiàn)在眼前的是土墻、荒灘、鹽池。

少年時期的顧城，攝于山東火道村

那個陌生荒涼的農(nóng)村，將顧城改造成了養(yǎng)豬與拾柴的愛好者，他在這里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。

安靜的村子，為他詩歌的創(chuàng)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，十幾歲的顧城在這個名為火道村的地方靈感爆發(fā)，海灘、空曠的田地、河流……

15歲那年，他就寫出《生命幻想曲》那樣的新詩：

“把我的幻影和夢

放在狹長的貝殼里

柳枝編成的船篷，

還旋繞著夏蟬的長鳴

拉緊桅繩

風吹起晨霧的帆

我開航了……”

少年時期的顧城，攝于山東火道村

他寫詩的天賦，開始顯露，但是父親顧工卻擔心起兒子的身心健康。

在下放到山東村莊的那幾年，顧工會與兒子對詩，但漸漸地，他讀不懂自己孩子寫的詩了，甚至越讀心里越害怕。

有次父子兩人坐在嘉陵江邊聊天，顧工開始回憶自己當年做軍旅記者的時光，顧城沒聽，沒一會寫了一首叫《結(jié)束》的詩：

“一瞬間——崩坍停止了

江邊高壘著巨人的頭顱

戴孝的帆船緩緩走過展開了暗黃的尸布

多少秀美的綠樹，被痛苦扭彎了身軀，在把勇士哭撫

砍缺的月亮，被上帝藏進濃霧，一切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”

父親顧工看完后，心里發(fā)冷，他不知道兒子為何會寫出如此帶有血色的詩歌。

他也試圖讓顧城變得陽光，但是失敗了。

顧城

顧城的詩，像是一個孩童的世界，天真、無暇，阻隔了外界的嘈雜與世故。

這樣一個烏托邦式的城堡里，住的就是他本人。

他堅決拒絕長大。

1974年，18歲的顧城離開山東火道村，回到熟悉的北京。他寫詩的才華，在這個時期開始嶄露鋒芒，也受到了關注。

顧城開始學習畫畫，寫詩也日漸進入社會性作品的階段。

期間，他在廠橋街道做過鋸木工、借調(diào)編輯，在《北京文藝》《少年文藝》等報刊發(fā)表過作品。

顧城

1977年，顧城在《蒲公英》上發(fā)表詩歌，引起劇烈反響，之后與江河、北島、舒婷、楊煉并稱為五大朦朧派詩人。

“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，我想涂去一切不幸，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，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光明?！?/p>

這首《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》被當時的詩歌界視為天才之作。顧城似乎找到了造物主的感覺，他親手打造了一座沒有瑕疵的“童話之城”。

那代人經(jīng)歷了文革，失去太多。顧城的詩讓他們在黑夜中看見了一絲光明，可鮮少有人覺察到這種所謂的美好，內(nèi)核是創(chuàng)傷。

顧城寫的詩，聚焦于自然中美好的一切，那是他虛構的童話世界，單純中又隱藏著某種深淵。

顧城

與顧城童心的詩人屬性不同，北島的詩里有對現(xiàn)實與秩序的反抗，那是他身上揮散不去的人格起源。

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
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

看吧，在那鍍金的天空中

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

告訴你吧世界，我不相信”

在余痛未散的年代，一首《回答》叩問著那個年代人們的神經(jīng)，那是北島對暴力世界的懷疑與痛斥。

北島

在很多北島讀者的內(nèi)心，他從不只是詩人的單一形象，更是一位文學思想的斗士。

在正式寫詩前，北島獨自到海邊生活了一段時間，因而之后他的詩中充滿海、燈塔、島嶼、船只的意象。

在好友芒克回到北京后，兩人共同創(chuàng)辦文學刊物《今天》。他們找到一間偏僻簡陋的平房，將頭腦中的思想灌輸于破舊的油印機與紙張，每個月領6元錢工資。

北島是民國生人，芒克是新中國生人。

兩代人，就差一歲。

年輕時的芒克與北島

除了《回答》，還有《一切》《宣告》等，北島的詩是在特殊時代成長的一代人，共同的失落與懷疑。

之后，北島流浪國外，他背著行囊輾轉(zhuǎn)于7個國家。

詩人逐漸失語，詞的流亡開始了。

對于一個在他鄉(xiāng)用母語寫作的人來說，母語是唯一的現(xiàn)實。

自蹣跚學步起，北島就有某種神秘的沖動帶他離開家鄉(xiāng)，外加時代推波助瀾，讓他越走越遠，遠到有一天連家都回不去了。

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，他只想做一個人。

顧城的絕望隱匿在自己的背面，北島的失望赤裸地暴露在眾人面前。

左二為顧城，右一為北島

在那個詩意與熱烈迸發(fā)的年代，舒婷是為數(shù)不多的女詩人，她的詩歌大多是寫愛情的。

其中在1979年那首發(fā)表在《詩刊》第4期的《致橡樹》，是她的處女作，也是她流傳甚廣的一首詩歌。

“每一陣風吹過，我們都互相致意

但沒有人，聽懂我們的言語”

在舒婷自己的內(nèi)心，這并非只是一首愛情詩。她用木棉與橡樹的獨白，實則表達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比肩而立、各自獨立又深情相對的愛情觀。

舒婷

那時，人們都羞恥于談論愛情。

愛情被妖魔化，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，舒婷在自己的詩歌里，勇敢地表達了愛情是共存又獨立的命運。

這樣一個女子，后來戀愛、結(jié)婚生子，進入到一種安逸的生活中。

舒婷曾說：“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，工作，丈夫和孩子。而顧城比我更詩人，他不甘委屈，就算餓肚子，也不能忍受紅塵。”

老派思維的學者不接受“朦朧派詩人”的作品，但當時很多先鋒評論家，將朦朧詩視為中國文學詩歌的新風向。

從北島的《回答》到顧城的《一代人》，再到舒婷的《致橡樹》，這幾首“朦朧派詩人”的代表作，與當時青年的主體意識一起覺醒。

由左到右：顧城、舒婷、謝燁、北島

顧城每次出現(xiàn)在公共場合，總是頭戴一頂筒狀的帽子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的帽子沒有帽頂。

芒克說：

“顧城總是頭戴一頂用牛仔褲做成的帽子，出現(xiàn)在各種場合。我多次說過讓他把這破帽子扔了，我覺得晦氣，可他卻說這帽子是他的煙筒，他有氣就能從那里冒跑了。”

顧城將自己的帽子視為自己的古堡，自己的家，可以讓自己隨時從家里往外看，同時也是他與外面世界的辯解，戴著帽子給他帶來一種安全感。

顧城

他與自己的帽子形影不離，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帽子，顧城決不出門。

那頂用褲筒做的帽子下面，是他那雙黑色的眼睛，深到如一潭湖水，里面的陰郁就快要溢出來。

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

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?！?/strong>

1979年，23歲的顧城憑著《一代人》，在中國現(xiàn)代詩歌界一舉成名。